十二院士痛陈药品创新困境
“改善政策环境远远比投入多少钱，建多少平台来得重要。”
“现在是二流的专家审批一流专家的项目。”
“我们错误地认为医药不需要赚钱、不可以赚钱。但如果新药不能盈利，谁还去做？”
文 ▏南方周末记者 袁端端
这可能是中国创新药领域内最高规格的一次会议，这也是中国的生物医药界，第一次如此集中地反思中国创新药审评制度。
它罕见集中了如此众多的创新药领域学者、企业家和官员。12位院士、几乎所有国内知名创新药企业的负责人、涉及的各主管部门官员，悉数到场。
半个月前，药物创新及产业化院士论坛在杭州举行。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桑国卫，中国工程院副院长田红旗，中国工程院杨宝峰、孙燕、王广基、陈建峰、李兰娟等知名医药界院士全部出席。
当天，这群平均年龄超过60岁、最高87岁的院士和企业代表热议当下中国创新药环境面临的问题、矛盾和解决办法，并希望以这种特别发声的方式，来引起社会对“创新价值”的真正重视。
“近几年批了24个新药。这是新药创新的大好时期，人力财力物力基本上具备，但我们有一些政策瓶颈的问题，的确需要解决。”中国工程院院士杨宝峰说。
科学家到产业界，不再隐身幕后，他们开始主动发声。“如果科研没有产品落地，你做的研究也没有特别大意义。”桑国卫直言。
论坛上透露，院士们的观点将会形成一份《关于促进我国自主创新药物发展的建议》，并在修改完善后，送至国务院有关部门。
“希望建议书能切中要害！”桑国卫最后提醒道。
“创新药还存在很多瓶颈限制。”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执行会长宋瑞霖开门见山，他是牵头组织院士们撰写这份建议书的人。
在宋瑞霖看来，这份建议书想解决三大最主要问题：一是如何用自主知识产权创新药和高品质的仿制药，完成临床中对原研药的替代；二是希望能改善政策环境、突破瓶颈限制；三是降低用药成本，减少医保和老百姓的实际支出。
“院士在我国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他们的建议可能会有更大的推动作用。”贝达药业总裁王印祥说，医药产业涉及多个部委，所以企业和协会都希望找到各种各样的渠道提意见。
信达生物公司的总裁俞德超看法类似，他举例说，2015年我国颁布的生物类似药的法规，就是院士联合业界给总理上书推动的结果。
“恰逢其时，我们发改委正在出一份文件，关于优化创新环境的改革建议，就包括了生物医药产业。现在这个建议，如果能一起呈到国务院，被采纳和实施的话会非常好。”国家发改委产业研究所所长黄汉权也抱有期待。
“改善政策环境远远比投入多少钱、建多少平台来得重要。”桑国卫的发言引起了在座嘉宾的共鸣。
一年前，国家食药监总局开始对临床试验和新药项目进行大面积的核查，打击数据造假，一些知名的三甲医院被查，导致了中国临床试验基地的可信度大大存疑。企业主动申请撤回的1193个项目，很大一部分是临床试验医院要求撤回的。这给整个研发群体带来了不少的打击。大家都在担心，谁是合格的，谁又是不合格的？
我国肿瘤内科治疗专业的开创者、中国工程院院士孙燕也提到，目前中国的肿瘤药临床试验基地参差不齐，有的可靠、有的不可靠，“减掉一半我都赞成。”他建议，要给临床试验基地建立红名单和黑名单制度，确保质量。今年已87岁高龄的他仍坚持在临床第一线。
“临床试验基地出的问题现在都要我们背黑锅，我们当时都找的是最好的三甲医院、政府认证的基地做试验，但他们说撤回就撤回。”一位生物药研发企业负责人抱怨，现在很多医院都不愿意接二期和三期的临床试验了，这让原本就不够的临床试验基地更加紧缺。
医生不愿意过多地参与临床研究和评价体系有关。
有研究分析，卫计委没有将临床研究明确定位为医院的重要职责之一。医院的级别评定中临床研究所占权重极低；而在医生职称评定和绩效考核中，往往将文章发表作为唯一的研究成果指标，对参与药物临床试验的认可度不高，且没有相应评价标准。
药品审批的时间和进度是院士们集中讨论的重点，也是创新药企业最为关注的话题。
“强调新药研发，但研发出来不批更糟糕。药批了，才能更好地用在病人身上。”传染病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兰娟说。
“审批把关严格，这完全正确，但是要能给创新药有快速审批的通道。食药监局不仅是审批还应该有帮扶产业的作用。”孙燕建议。
亚盛医药公司董事长杨大俊已做了十年的创新药，和其他企业稍有不同的是，他每一个药都是中国美国同时报批，但都遇到了迥异的结果，中国的行政审批流程长，且有很多不必要的步骤。
“只要有一个行政步骤在里面，少的话，一两个月，慢的话三四个月都有了。同样的药，我们在FDA审核没任何问题，但在国内一年会有几十次大小检查。”
“现在是二流的专家审批一流专家的项目。”原中国药科大学副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广基评论道。言下之意，一些好项目被“误杀”了。他认为，需要有真正好的专家来把新药筛选出来。这得到了多位院士和企业负责人的附和。
“我们建立有第三方评估就是这个目的，但在之前提给部委的意见中，这条被拿下来了。”宋瑞霖说。
不过近一年来，监管部门已经有了改变，不仅出台了一整套改革审评审批的措施，国家药品审评中心（CDE）还专门从美国FDA请来一名科学家担任首席科学家，并增加大量审评人员。
“我们把美国的做法引进中国了，但只引进了一半。”宋瑞霖对此评论说，审评中心已经大幅提高了注册申报的费用并增加了人员，这是学习美国的地方，但在具体到药品审评时限上，何时能解决缓慢问题，并没有给社会一个明确的承诺。
“创新药需要一个特殊的审评和市场准入政策！”在场的院士们反复提到。
“从‘十二五’到现在我们有24个自主研发的新药在中国批准上市。这几乎相当于近五十年我们国家批准新药总数的5倍，而这24个里面有19个成功产业化了。”桑国卫首先发言，数字在某种意义上说明，中国创新药企业“起来了”。
他把中国药物创新政策从2000年开始到2015年总结为四个阶段：2000年，中国进入了创新药的萌芽期，经过十五年的探索，进入了基本成型期，现在则到了政策环境发展完善期。私人资本加速涌入，高层次海归人才聚集，创新药企业大量成立，使得对政策改善的渴求也到了最高点。
“我们的医药产业销售额与利润均较低，投入严重不足，仍处在仿制为主到仿创结合的阶段之中。”桑国卫指出。现在国内的5000家药企中，排名前十位的研发投入只有1%，成果转化不到2%。
中国的创新药仍和国际差距甚远。2015年全世界创新药的市场近6000亿美元，中国市场占了不足100亿美元。其中中国首次批准上市的19个创新药贡献不到5亿美元，且这些产品销售全部来自中国市场。
更严酷的事实是，目前，国内上市（95%）和在研的新药绝大多数都是在已知药物靶点（注：药物在体内的作用结合位点）和作用机理上的改进，为渐进性创新，原创性不足。与之对比的是美国在2012~2014年批准的66个新分子实体中，将近一半是基于新靶点或技术平台的突破性创新。
生物学家、北京大学教授饶毅撰文直言，“已上市、被广为宣传的药物之创新程度并未明显超过我国1970年代的水平。”
在饶毅看来，生物制药在我国近三十年的发展，以山寨和抄袭国外药物为主。
他举例，曾出现过北大留美学生从自己老师的公司窃取药物到中国发财，也有回国任职清华大学教授，在中国销售给病人以前和今天国外都不认为有效的分子药物（中国商品名“恩度”）。甚至在中国广受赞誉的两种药——江苏恒瑞的阿帕替尼和浙江贝达的埃克替尼，也都是从国外转到国内，创新程度存疑。文章一经发布，激起了行业内外的广泛讨论。
“过高估计我国药物的原创性，不仅影响产业导向、影响病人理解，也可能直接危害生产厂家。”饶毅提醒道。
前几天，4家医药行业协会共同发布了一份长达84页的《构建可持续发展的中国医药创新生态系统》的研究报告（以下简称《研究》），认为中国医药创新虽然在短时间内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仍处于医药创新的第三梯队。
第一梯队为处于遥遥领先地位的美国，创新贡献占全球一半左右；第二梯队包括日本、英国、德国和瑞士等制药强国，创新贡献约在5%-10%，这些国家具有良好的药物研发基础，并力争成为全球或区域创新枢纽；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为第三梯队，贡献在5%以下。
“当前中国医药创新生态系统中还存在诸多薄弱环节。”
《研究》总结道。今后5-10年最大的瓶颈问题集中在临床研究、监管审批和支付环节。如果这些环节没有在今后五年得到显著改善，医药行业将有可能失去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创新势头。”这可能也是院士们集中发言的原因。
“中国的新药研发经济回报为负数。”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会长郭云沛直言。
他们是前述《研究》报告的撰写方之一。据统计，新药在中国上市后五年的平均年销售额仅为0.5亿-1.5亿人民币，研发经济回报是-15%至-13%，而美国创新药的回报则是盈利5%至6%。
这一数字令人哑然。做药的人都知道，新药是一个投资和回报率悬殊极大的行业，把新药安全有效地做出来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业界共识是，一种新药从研发到上市，需要10年10亿美元，简称“双十”。
在欧美市场，尽管投入巨大，但得益于健全的支付和保险体系，创新药回报丰厚，部分新药在上市后五年即可达到高达60亿-100亿人民币的年销售额，一些明星药如奥美拉唑卖到了300亿-720亿人民币，格列卫也超过了200亿元人民币/年。
与美国和日本相比，创新药在中国上市后销售额增长缓慢，仅能惠及少数病人。有评论认为，“中国患者无法及时获得创新带来的好处，创新药研发失去了其根本意义。”
一位海归博士失望地说，全世界都认可的“投入者需要得到承认，得到回报”，但在中国实现却特别艰难。
这和中国医保政策有很大关系。据统计，过去13年中上市的384种新分子药物中，仅有20%被纳入2009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目录；在2009年目录更新时，国家计划针对免疫和肿瘤靶向药物等制剂建立谈判机制，但实际执行中并未落实。结果是，中国患者获得可报销的新药平均比美国晚8年。
“我们的医保目录7年都没有调整，凯美纳2011年出来，5年都没有进入国家医保，一个药的生命周期才几年啊。”王印祥感叹。
院士们认为，目前，所有政府的支付环节，都没有做好迎接创新药的准备。一个创新药上市，但无法进入医保、无法进入医院招标系统、病人用不上，更让人沮丧。
“我们的基层医疗机构的三分之二是县以下的基层机构。在一个不了解创新药的群体中投票，很容易使创新药无法进入到目录。”宋瑞霖说，应该要有额外的单独救济机制，一旦这些创新药得不到相应的票数，应该有专家团队去给予补齐，以利能在临床得到使用。
桑国卫建议，应该缩短医保目录遴选时间，现在五年甚至七年的漫长周期应彻底改变，“希望两年大调整一次目录，平时动态调整，鼓励新药进入”。
2016年10月，人社部开始了时隔七年的医保目录调整，创新药则是呼声最高的种类。但学者们也清楚，医保基金面临越来越大的可持续性压力，地方统筹基金的支付能力始终是药品报销范围扩大的制约因素。这可能意味着独家新药产品进入医保的数量将被严格控制，即使进入医保，亦需要谈判价格后才能获得资质。此外，本应在创新药支付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商业健康险仍发展艰难，覆盖率极低。
“美国的新药上市后每年价格都在上涨，而我们新药还没进医保，就要谈降价，完全颠倒过来了。”2016年10月29日，国内最大创新药企业恒瑞制药总裁孙飘扬在第八届中国企业家年会上抱怨说。
“我们一直在错误引导和定位医药产业，认为医药是民生、惠民工程，不需要赚钱、不可以赚钱。但如果新药不能盈利，谁还去做？”一位药企的老总激动地反问，不解决销售和支付端的问题，创新药产业将走入“恶性循环”。
而所谓的国家重大专项也备受诟病。
“无偿支持是不会促进产业创新的，我们国家所谓的重大新药专项，有的连靶点都设定好了，还怎么让研发人员去创新？到最后都变成了科研经费的补贴。”上述药企老总叹气。
“这几年中国本土的生物公司不断涌现意义重大，他们更加关注中国病人。”基石药业的CEO江宁军说。今年7月，他辞掉跨国药企赛诺菲亚太研发总裁，加入了一家创新药公司。在他看来，这些创新药公司的出现，不仅会加速中国新药的上市速度，更会在新药种类上专注中国特色疾病，比如胃癌、肝癌、食道癌——这些并不是外企的重点。
但这些新药在刚起步的十年并不乐观。
科贝源公司董事长程增江感慨，十二年前，他开始举办“同写意”医药论坛，专注创新药物研发话题，他看到周围很多创新药的创始人，更多是用情怀和科学精神在支撑。
2004年，王印祥参加论坛时，还是躲在角落里的海归博士。当时程增江曾问他，药批不了怎么办，王印祥回答，“背着包回美国呗！”
这可能是当时很多创新药研发者的写照，他们孤注一掷地回国，本期待有朝一日研发出中国本土的新药。
（南方周末实习生万晓华、李卓倧对本文亦有贡献。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11月3日纸质版。原标题为《“创新药需要特殊的审评和市场准入政策” 十二院士痛陈药品创新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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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万晓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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